儿童观是儿童教育观与组织观的基础。儿童观具有时代性与阶级性。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儿童观是“奴才观”；资本主义的儿童观是“工具观”，同时也出现了代表社会进步利益与科学、民主的“人性观”；我国新民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儿童观是“主人观”，是更民主、更科学、更进步的儿童观。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新儿童观只有在同旧儿童观残余进行坚持不懈的矛盾斗争中。才能在领导者和教育者的头脑中巩固、确立起来。以指导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践。
　　青年，由少年儿童发展而来。少年儿童的教育与少先队的工作都是为造就未来的新青年打基础的人才建设工程。从小不能成为好儿童、新儿童，日后也难于成为好青年、新青年。提高青年一代素质，必须从少年儿童期教育开始。从青年的发展研究看，也不可不从少年儿童研究开始。
    少年儿童研究，首先要求从本质上认识儿童，树立科学的、进步的儿童观。儿童观是社会看待儿童和对待儿童的总和。它是儿童教育观和组织观的内核，对儿童教育与儿童组织工作具有决定的主导作用，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观。从儿童观的历史演变，看新儿童观是怎样从同旧儿童观矛盾斗争中发展而来。对于认识与掌握科学的，民主的进步儿童观是非常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

　　儿童观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儿童观。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儿童观。总是受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的支配。反映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意志。
　　由于新的经济，新的生产力，以及新的文化往往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在旧时代里往往有反映新经济、新文化发展要求的新儿童存在。它为呼唤、造就未来社会的新儿童，新人才服务。对旧社会的统治起着革命的作用；在进入新时代后，又往往有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儿童观长期地，乃至顽固地存在着，对新人才的成长，对新社会的巩固发展起着延误、损害的作用。总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总有新旧儿童观同时并存的现象，反映着社会上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交叉、过渡和相互斗争的状态。

二

　　在古代，中世纪时期的儿童观，主要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地主、贵族利益和意志的奴才观，
在我国古代，“僮”是“童”的本字，原意指奴隶，奴仆。“童仆”、“书僮”都属此类。在奴隶社会，那些身为奴隶的儿童连同他们的父母都属奴隶主所有，此后，又属封建主义及其总头目皇帝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皇臣”。“皇奴”，即使是地主的儿子，也总被老子在客人面前谦称“家畜”。在奴隶社会，奴隶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为小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主人连同他的父母一齐当成财物同别的奴隶主交换或让予，可以任意鞭笞、杀戳，甚至于作为祭品和殉葬品。在封建社会，儿童同样处于奴才地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杯鸠酒或一根绳子，就可以“赐死”，美其名曰“尽忠尽孝”。即使封建贵族家庭的子女，也不能完全免于这种威胁。如斯巴达时期的贵族统治阶级就搞“择优军训”，把体弱儿童扔于谷底；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在贾氏家族中处于养尊处优的“小祖宗”地位，但在老子面前也得受点“奴才”待遇，如贾政对贾宝玉动辄训斥为“畜生”，当违反“父训家法”时照样要严刑酷打。杀婴以祭神，活埋儿童作殉葬品是奴隶——封建社会的宗教迷信习俗。但也有新生父母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杀婴的现象。在我国古代，甚至有在饥荒年月发生。“易子而食”的状况。杀婴现象延续到近代，乃至现代都未能绝迹，即使在当代最发达的美国，也发生过由于竞争破产而陷于绝望的父亲把自己的子女连同妻子一齐枪杀的悲剧。在贫困落后地区，弃婴、卖婴、溺婴的现象则屡见不鲜。除了宗教、经济原因外，还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影响，在我国，被溺弃儿童多为女性这一点即可说明。
　　在西方，从“奴才观”演化出来的还有宗教的“原罪观”。《旧约圣经》箴言篇第23章有专门讲“原罪”与“赎罪”一段：人类始祖亚当因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罪及后世，使他们一生下来就有罪。为此必须及早帮助他们赎罪，其方法就是体罚，说什么“不可不管教谈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同我国古代封建教育观点“棒头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有类似之处。体罚的方法一直保留到近世现代。在我国中小学里-教师体罚学生屡见不鲜，家长打儿女，更为普遍。
　　在近代大工业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封建的奴才观又演化为“工具观”。实质上是奴才观的现代化。在这个时期大批儿童从家庭进入工厂当童工。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的那样：“把孩子们应该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贪婪上，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把儿童变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那些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在资本家眼中工人子女只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儿童仍然没有摆脱以往的小奴才的地位，当他们摆脱了封建束缚的同时，又被资产阶级剥夺、占有了他们应有的身心发展的自由，被紧紧束缚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车轮上。鲁迅先生也批判资产阶级把儿童当作工具的新奴才观，指出：“现在的教育，世界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其目的是要把人民训练成“打仗的机器”与“愚忠的奴隶”。夏衍同志写的“包身工”便是这种“工具观”的活生生写照。
　　综观儿童观从奴才观、原罪观到工具观的演化，都表明儿童并没有被社会看成是人，(除统治者的子女外)而只被看成是供使唤的物，或被压榨的工具。他们没有生存和身心发展的自由，更说不上独立人格的被尊重，基本权利之被保护。总之，几千年来，儿童都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统治阶级对广大儿童的要求，唯一的就是驯服，即要求儿童绝对的服从。家庭——工厂——国家对儿童的要求都一样：绝对服从家长、厂主和君主、国王。

三

　　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反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神学统治的资产阶级文化新潮流——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否定了封建的、基督教的伦理、习俗与制度。产生了以人为中心，强调发展个性的新人类观，从而使儿童观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认为“儿童是自由而具有发展可能性存在的”。一批代表社会进步势力的教育家们强烈抨击中世纪不人道的儿童观，倡导了以人性为核心的新儿童观。他们从人性人道出发，呼吁让儿童占有主角地位，要尊重和解放儿童，按儿童主体的本性来促进他们的自由发展。代表这种人性、人道的新儿童观的有荷兰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莫和英国的洛克。伊拉斯莫认为：“儿童”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意味着“自由者”。因此，自由的教育是符合儿童的。用惩罚，强制的教育手段把本来自由的儿童奴隶化。是非常荒谬的。洛克把儿童看成是“白板”——生来就是没有所谓“原罪”的，是纯真无瑕的存在。他认为：“奴隶式的管教只能养成儿童奴性的气质”。继承这种新儿童观的是卢梭，他认为：“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儿童是一种不断地渴求创造性表现的存在，真正的教育在于使儿童的这种自然本性得到发展。”他特别反对儿童教育的成人化提出：“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认为“儿童时期自有儿童时期的观察、思考和感觉的方法，企望以成人的方法代替儿童的方法，那是最愚笨的事”，他要求“教育者把自己放在儿童的地位，设身处地为儿童考虑”。把出成人化的教育是“不合理的教育”，“残酷的教育”。把成人化的种种约束加在儿童身上，使他们苦恼，使“天真快乐的童年消磨在哭泣、惩戒、恫吓与奴隶般的生活之中-这种折磨无异是要死神从阴森的环境中将他拖走。”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家，意大利的蒙台梭利夫人认为：“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存在着强者压迫弱者的现象。儿童也是被压迫和误解的对象”，她说：“人的心理具有创造性的功能儿童的这种活跃而有力的创造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是，几千年来，人们不承认儿童内心世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因而常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压制儿童的本性。使儿童成为被成人经常控制的奴隶”。为此她呼吁：“发现儿童”和“解放儿童”，以使每个儿童的潜能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中都能得到自我发展的自由。表现出更好的，更和谐的个性。
　　杜威的儿童观从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两者结合上来看待儿童。他认为儿童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则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如里从儿童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因此，他一方面指出：“唯一的真正教育是通过儿童自己感受到所在的社会情景及各种要求对他们能力的刺激而来”，社会刺激使儿童“以集体的一个成员行动，从自己所属的集体利益来设想自己。”，“儿童应当通过集体生活在他的活动中受到刺激和控制”，从儿童发展的目标来说则是“社会所希望的人”(当然他指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主张儿童教育要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批评了“由于忽视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来自教师的刺激和控制太多”的倾向。另一方面，杜威又指出“教育就是人类天性能力的正常生长，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是一切教育的起点。”他批评旧教育的弊病在于“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教科书中。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行动之中”，由此他指出教育的改革是要重心转移到儿童方面来，“儿童是中心，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如不管儿童的能力和需要，加以拔苗助长，就是一种“自杀政策”。
　　近代欧洲进步教育家的新儿童观适应了社会进步的需要，具有民主的和科学的合理因素，尽管他们都有其阶级局限性和某些片面性，未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范畴，并具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但毕竟都在破除封建贵族及神权迷信的陈旧腐朽的儿童观方面起了划时代的革命作用。为现代更先进，更科学的儿童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现代教育理论奠定丁良好的基础。

四

　　在我国，代表现代的、进步的新儿童观的教育家当首推鲁迅先生。鲁迅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伟大先锋，他猛烈而又深刻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及其腐朽的儿童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儿童观。他高度重视儿童在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作用，认为社会的改革，“首在立人”，新社会的新人要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中培养出来，他主张“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儿童便是未来的“革命人”，他们应该是“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闯将”，而“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屋，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未来社会的新儿童是“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他们应当养成“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自由能容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他又认为儿童应该“都是超过祖先的新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强烈反对“任儿童作牛马”的奴化教育，对儿童“终日给予冷遇或呵斥，甚至打，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他反对把儿童完全禁锢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结果使孩子长大后“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他认为：“驯良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物无不驯良，却不是美德，也许简直是没出息。”鲁迅既反对“任儿童作牛马”，又反对“为儿童作牛马”，“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在门内或门前是暴君，是霸王，但到外面便是失去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怎样对待儿童?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出“救救儿童”的呼声，为了培养新人，鲁迅先生要求人们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他说：“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儿童有儿童自己特有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不要把儿童误解为缩小的成人，若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措施都应以儿童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应该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己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理解——指导——解放”的核心是尊重儿童。这是鲁迅先生对待儿童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是培养革命的、完全的新人的基本方法。
　　我国新民主主义儿童观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把儿童看成是未来的创造者。1943年，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创造宣言》，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第二年，他接着发表了《创造的儿童教育》，引用大量事实雄辩地论证“小孩有创造力”。他认为儿童的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宗，至少经过50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他首创的“小先生”运动便是儿童创造力的充分显示。他认为“发挥或阻碍、加强或削弱，培养或摧残这剖造力的是环境”。教育职能之一便是“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
　　陶行知创造的儿童观的高度在于把“解放儿童创造力”看成“就是解放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在当时是为打退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服务，其长远目的是要“创造民主的、科学的，幸福的新中国”，这种观点顺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
　　陶行知儿童观的深度于他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以启发培养儿童创造力为目的“五大解放”：解放小孩的头脑、双手和嘴，解放儿童的空间和时问，反对限制、束缚儿童发展的“鸟笼式”教育，并指出解放儿童创造力的最重要条件是实行民主。在这里，陶行知明确  指出，他所主张的民主不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而是由“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这种新民主的教育方法就是“要使学生自动”，民主的教育就是“培养自动力的教育”，“自动教育就是教孩子自己干，不要替孩子干”，他认为 “中国儿童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是动的机会，是自动的机会会，是联合自动的机会!”自动是自主的表现，而唯有自动才能出创造，才能经过团体的和个几的自冶而达到理想教育目的。
　　与陶行知同辈的我国另一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也持有上述相同的观点。

五

　　新中国诞生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儿童观——主人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少年儿童是“新中国的主人”的观点。全国解放后，我国少年儿童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少年儿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接班人”作用受到充分肯定。
　　代表社会主义新儿童观的首推宋庆龄同志，她用最美的语言来描述儿童的地位作用，称儿童是“祖国之宝，人类之宝，世界之宝”；是“祖国大花园中初绽的花朵，人类的花朵”；是“初升太阳”；是“生命的火花，它将放射出照亮许多世纪的火焰”“像小树苗一样，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材”……。她对儿童地位作用的理性概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未来主力军”，“坚强接班人”，“未来的国家主人”，“未来的创造者”——准备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新儿童观在我国少先队工作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是由于全国学龄少年儿童者团结在自己的群众团体——少先队组织中，得以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的观点。在少先队运动发展中，胡耀邦同志长期地宣传正确地看待儿童的新观点：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热爱新的一代是共产主义的美德”。他反复宣传要“正确地看待孩子”第一要相信儿童，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独立性、主动性、积极性。他认为“少年人是有本事的”，“少年可以参加改造世界”的伟大事情，“少年自己的事业让他们自己来干，自己来挂帅，有时可比大人干得更好”，不要对少年儿童“限制太多，束缚太多，”第二要理解儿童。“孩子们是很好奇的，在他们的小脑袋里充满了许许多多奇怪的问题，爱好探索，提问”，“这种对于自己不懂和不赞成的事物，敢怀疑，敢提问有助于培养儿童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第三要正确地教育儿童，要允许争论，”一味强调听话，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听辅导员的话，听大队长的话，好话听，不正确的话也听，就是不许孩子讲话和争论，结果就会造成他们不去思索，只知盲目服从，唯唯诺诺；要允许儿童“调皮一些”，不许“调皮”，“实质上就是压制和摧残少年儿童性格的健全成长，把他们变成毫无生气-呆头呆脑，放在那里动也不动的小大人”；要让儿童自己动手，参加体力劳动，不要“一切都给孩子们安排得舒舒服服”，把他们养得“娇娇滴滴，弱不经风”，而要让他们“经得起风吹雨打，不像温室里的花草一样”；要强调参加公益活动，“从小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要让孩子“从和困难进行顽强的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最勇敢的人。”总之，他认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有理想，有志气，有高尚道德，还应该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乐观而富有创造性的人”，是“人的个性能得到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应是剥削阶级所要求的那种“驯服的奴才，”或是脱离生活，没有能力的“书呆子”。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少先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上，邓颖超对全国少先队员提出“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的号召，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儿童观的时代特点，体现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21世纪精神，她指出：“少年儿童是21世纪的主人”，担负着“创造未来的历史使命”，新一代少年儿童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做“立志改革、立志创造、富有开拓精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她从发挥儿童创造精神着眼，要求少先队员们发扬自主自动的“主人翁精神”。1984一1985年间全国少先队员按照邓颖超的建议而开展的创造性活动，是我国少年儿童运动宣告从小立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篇章，它极大地调动发挥了亿万小主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儿童主人观伟大的教育实践。
　　社会主义的新儿童观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符合现化社会对培养未来建设者的客观需要。它是以往中外进步教育家的儿童观的继承与发展既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儿童的意志、愿望，又符合儿童成长发展及其教育的客观规律。
　　我国的民主的、科学的、进步的新儿童观尽管在理论上已经基本上占有主导地位，但在实践上完全落实这种主导作用，看来还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宣传与改革的过程。千百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落后的、陈旧腐朽的儿童观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它们不时地，或此或彼地反映出来，在教育实践中起着阻挠新人成长的反作用。我们必须在社会改革与教育改革中，为我们的未来大声疾呼，要坚持不懈地同旧儿童观残余作反复的，长期的斗争，要唤醒家长，唤醒教师，特别要唤醒执管教育的领导，在实践中坚决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的主人观，使新儿童观在儿童教育、社会教育领域内的统治地位巩固和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造就出聪明、健康，有高尚道德并富有创造精神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责任编辑：吕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