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种把科学本质等同于概念和知识结构的思想也可以在鲁宾逊 （J. T. Robinson） 的研究中发现。鲁宾逊响应布鲁纳和其他学者的号召，把科学课程和教学建立在对科学本质的根本理解上。他认识到要想吃羊肉就要先抓到羊；要想教科学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他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具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的著作，尤其是马基诺（H﹒Margenau）的著作，目的在于丰富关于科学本质的主张。

鲁宾逊认为，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学校里“充满着科学工具以及包装精美的实验练习材料，让学生积极进行实验活动，并给他们提供充分的阅读材料……不再有啥问题。”^[11]他的博士论文的出发点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学生在进行了这些活动，阅读并讨论了所读的材料后，是否真正提高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2）“科学本质的内容能够被确定，以便为选择和组织纳入科学课程的材料提供指导吗？”

显然，鲁宾逊在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时，也把“科学本质”与“科学结构”当作一回事了。这在当时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主流的科学哲学家中普遍如此。不过，科学史在鲁宾逊的书中是找不到的。他在探讨科学本质时完全不提及科学史，因此他在讨论科学课程时也就没有提到任何历史事实。这是由于他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使然。当时专业哲学家普遍认为，科学哲学可以不用参照科学史而进行研究。这就不难解释，鲁宾逊为何连科南特（J.B.Conant）关于科学史对理解科学本质重要性的有影响的著作都未提及了。

把科学史引入科学哲学并使其相互渗透联为一体的学者，首推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T.S.Kuhn）。在库恩之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拉卡托斯所言：“没有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没有历史的科学哲学则是空洞的。”^[12]

但是，即使在60年代科学课程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同时关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学者也寥寥无几。布鲁纳、施瓦布、鲁宾逊、克劳普福（L. Klopfer.）、赫尔顿（G.Holton）、卢瑟福（F.J.Rutherford）等人为了改进科学教学，认真地探讨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但大多数科学教育专家那时还未注意到这个方面，所以那时科学教育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彼此缺乏必要的联系。

这种分离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尚未完全改变。1979年，在美国科学哲学学会年会上，埃尼斯（R.H.Emlis）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教学作了全面评述，他说：“除了一些例外，科学哲学家对于科学教育问题表现出明显兴趣的并不多。”^[13]达西尔则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科学教育与科学哲学：25年互不相干的发展》的论文中也指出，西方国家在科学课程改革中，由于有关学科之间缺乏交流而失去了良好的合作机会，从而也失去了为科学课程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