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发达国家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势头将更加迅猛。在竞争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尽管其工业经济还未充分发展起来，但也不得不向着知识经济的目标迈进。在知识经济中，劳动者必须有较高的科技素养，为此，我国科普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长期以来，科普经费不足是困扰科普事业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科普市场化的主张。笔者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个别科普场馆自负盈亏是不成问题的，整个科普事业市场化是不现实的。但是，用市场化的思路来指导科普工作，倒有可能有助于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一、国外科普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捐赠

    从总体上说，科普是公益事业。若要求科普活动完全自负盈亏．恐怕会扼杀这项事业。在发达国家，政府对科普活动的经费支持主要起杠杆作用，目的是带动民间机构对科普活动和科普组织进行捐赠。

　　政府捐赠

    1998年3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向地处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捐赠800万美元，供其兴建“全国科学素养、教育和技术中心”。美国联邦政府中支持科普最多的机构是国家科学基金会，1998财政年度，基金会专用于公众理解科学的预算额为2400万美元。

　　民间团体捐赠

    澳大利亚科技节的活动经费，现为70万澳元的规模．其中62％来自社会赞助。
　　英国科学博物馆从1991年起设立“公司伙伴关系计划”。鼓励公司向本博物馆捐款。迄至1998年5月．博物馆已有24个公司伙伴，它们共为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捐赠了44．5万英镑。   
　　大不列颠皇家科学研究与普及学会（Royal Institution或RI）从1826年开始举办圣诞科学讲座，坚持迄今，影响深远。几百年来，公司赞助对圣诞科学讲座帮助不小。1997年10月。葛兰素--利康制药公司又与RI签订协议，决定为1997年至2001年这5年的圣诞讲座提供50万英镑的资助。

    科普组织能否争取到公司赞助？关键看科普活动搞得是否成功。活动参加者多，赞助商的扬名效应明显，它们今后就愿意继续赞助类似活动。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反正每年要向公司所在社区赞助很多钱，以改善企业形象。例如，雪佛龙汽车公司每年要掏出1900万美元做这样的事。忍普公司每年向教育活动捐赠5500万美元。

　　个人捐赠

    　1998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教授Daniel Koshland捐资2500万美元，拟在科学院总部兴建一个以其亡妻 Marian Koshland命名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中心，以使Marian Koshland热爱的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事业延续下去。

    又如，美国房地产开发商Kenneth Behringl今年向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捐赠了2000万美元。博物馆为表示感谢，打算将一座陈列大象标本的圆形大厅命名为Behring厅。

    总之，即便在发达国家，科普所需经费也是主要靠捐赠，而不是靠创收。因此说，科普事业市场化，至少在现阶段，从总体上讲是不可行的。

二、科普对象的择取

    具有市场观念的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是谁。采用市场化的思路，科普工作者也应首先考虑科普对象是谁。对象群体不一样，科普方式就会大异其趣。

    多数国家把青少年作为最主要的科普对象。他们认为，科普的目标不是造就出新的科学家。而是把我们每人内部原本具有的科学素质给唤醒。在美国，不仅专业科普工作者具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连热衷于科普事业的公司企业都有这样的认识。既然科普是“唤醒”的事业，那么，很显然，年龄越小，越容易唤醒。这和我们中国所说的“从娃娃抓起”的意思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外普遍以青少年为主要科普对象，是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效果较好的路径。

    我国的重点科普对象是青少年、农村青年和领导干部，这三个群体有很大差异。因此，科普方式也应因对象而异，以适应不同对象的特点。我们目前往往用一种或相似的科普模式去应付不同的对象群体，因此效果不是太好。

三、科普的工作原理--以学习者为中心

    正如商业市场上有“消费者是上帝”的口号一样，一些科普专家和科普场馆提出要以学习者为中心。

    例如，美国旧金山的探索馆便竭力标榜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科普方式。这家探索馆是科学、艺术与人类感知博物馆，拥有500多个交互式动手参与型展览。每年，探索馆的参观者有60万人次以上。

    探索馆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持续了几十年的“阐释者计划”。阐释者计划内容是请高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担任阐释者，即科普辅导员。阐释者每年在为期12周的时段上，用部分时间在探索馆里帮助工作。

    探索馆的奠基者奥本海默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教学来学习，最好的教学方式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教学，最重要的是最终要获得一种与人分享的、反思的经历。为此，每个展览都要围绕学习者来设计，以帮助参观者自行探索。这样设计的意图之一，就是防止在有知识者（或自以为有知识者）与知识不多者之间划出明确界限。而如果用图示讲解等一些传统方式办展览，就往往会凸显出这种界限。在其他很多科普展览中展出的是成品，而探索馆展示的是原型，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总之，国外科普专家认为，以学习者为中心是一条普适原理，无论科普对象是青少年还是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人，都适用于这条原理。

四、青少年科普，趣味第一

    　国外提高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有几种方式。

    一是抓住重大科技事件的时机搞科普。例如， 1998年6月，美国能源部利用“发现号”航天飞机升空进行反物质探测（机上搭载的阿尔法磁谱仪是能源部下属科技人员制作的），组织首都华盛顿市的高中生通过卫星与机上宇航员对话，讨论字宙反物质探测方面的科学问题。

    二是利用名人效应。中学生中追星族很多，这是因为处于这一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有崇拜名人的心理需求。既然如此，让名人参与科普，就有利于吸引青少年参加。例如，1998年5月21日，在美国航天节这一天，国家航空航天局主任丹尼尔·高尔丁通过因特网与全世界的中小学生实时交谈。参与这次“网上闲谈”的特邀嘉宾还包括：前宇航员、现参议员 John Glenn；候补办航员、教育专家芭芭拉·摩根；业余宇航员 David Levy；前宇航员、现大学教授 Mae Jemison博士。

    美国科普界可感到欣慰的是，热心科普的名人还比较多。诺贝尔奖得主Baruch Blumburg在80年代时曾在一个名叫“瘟疫”的电视科普节目中露面讲话，这部片子的收视效果很好。又如，美国举办1998年“国家工程师周”时，就荣幸地获得了克林顿总统的贺信。

    三是利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渗透科普内容。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的儿童教育节目“芝麻街”中渗透了不少科普含量。美国还有一些设计得非常好、科普效果甚佳的电子游戏，比如名为“市长”的一种电子游戏。

    四是科普场馆的不懈努力。如地处美国巴尔的摩市的马里兰科学中心，周末晚上闭馆之后，允许女童子军等组织在那里搞一些科普活动。通常，女童子军举办野营类的活动。这种非同寻常的“馆营”活动对女孩的吸引力特别大。在美国，这样做的场馆不止一家。发达国家普遍强调动手参与型的展览，让参观者去摸，去摆弄展品。为什么如此强调动手呢？是基于这么一种共识：“光听见的。会忘记；见到的，易记住；做过的，方理解”。

    五是让青少年通过实际参与科研来学科学。美国从 70年代起就一直在实施“学生--科学家伙伴关系”（SSP）计划，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如“有益环境的全球学习与观测计划”（GLOBE），森林观察计划，太平洋降雨气候实验计划（SPaRCE），等等。对于科学家而言，散布于全国以致世界各地的中小学生们收集的关于物种变迁或人口动力学的数据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学生们因能够参加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中做一些验证科学定律之类的实验，而感到十分兴奋。

五、科普效果评价

    在市场经营中，了解用户满意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同理．科普工作者也要设法了解科普效果怎么样。

    　1998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了委托COSMOS公司对自己的非正规科学教育计划实施10年来的成效所做的评估报告。

    关于科普场馆的评价，举一个例子，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组织了一些人对科普场馆进行非正式评估。他们的评估方法很有意思，一般是派IEEE的一位会员作为“专业评判员”，由此人带孩子（有时还有孩子的同学或朋友）去参观科技场馆，孩子们担任“青少年评判员”。参观后，专业评判员与青少年评判员共同完成一份简短的评审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对展览内容的简单描述；展览所针对的对象是谁（广大公众还是特定的目标群体）；过去是否来参观过；展览的哪些内容最好；哪些地方有待改进；展品的物质状况（如，有没有破损，图片是否清晰，有没有开关失效的情形，等等）；信息准确程度；信息的新颖程度（为什么重视“新”字呢？他们认为，花费主要精力去传播或接收历史化的科技内容已不太合适．应该将主视野放在铺天盖地的新知识、新技术海洋里）；展示效果；展览是否有性别偏向（即，能吸引男孩，而对女孩的吸引力不大）；成人对展览的评价意见；孩子们对展览的评价意见；其他意见；愿意不愿意向其他人介绍推荐这一展览，等等。例如，贝尔实验室的技术人员 Wai Sum Lai先生和妻子携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参观了地处新泽西州莫里斯敦（贝尔实验室所在地）的莫里斯博物馆、馆内展览对孩子们最有吸引力的有两项，一是热激发发光灯泡，用手摸一会儿，这些灯泡就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来。另一个是月球重力模拟器。两个孩子玩得兴高采烈，留连忘返。所以，当父母问孩子对展览有什么意见时，15岁的女儿回答说：“没有缺点，所有一切都组织得很好，很有意思。”13岁的儿子则说：“唯一意见是，我想再看看呢，就非得让我回家。”

   　一方面，应研究科普场馆的科普效果，另一方面，还应研究不同媒体的科普效果有何差异在科普上相当活跃的美国斯隆基金会正在研究商业电视、广播、电影、书籍、光盘、交互式媒体和因特网等各种媒体在科普方面的相对有效性。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专门编写了关于如何评价科技周之类科普活动的小册子。他们认为，在常用的问卷调查、口头询问调查和特定形体讨论会这三种方式中，在科普活动举行场所的出口处进行口头询问调查的效果最好。

六、科普与正规教育的融合

    在我国，属非正式教育范畴的科普活动与学校的正式教育分得很清。在国外，人们则越来越强调科普和非正规教育的融合。

    融合的第一种表现，是博物馆等方面参与教师培训。在波士顿、迈阿密、纽约、伦敦、墨西哥城、东京和巴黎等许多大城市，科技博物馆都安排了好些旨在帮助和培训中小学科学教师的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科学家可以投身于科普活动，直接接触青少年，但学生毕竟同教师接触最多，受其影响较大、如果教师水平不高，仅靠课外科普活动，效果毕竟是有限的。正如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现总统科技顾问尼尔·雷恩所指出的那样，科技场馆具有独特的技能，在培训教师方面大有可为。在华盛顿大学创办了分子生物技术系的LeroyHood教授，是位科普积极分子。他也极其重视教师培训，鼓励他领导的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将全部工作时间的5％至10％用于培训中小学教师。

    融合的第二种表现是，公司对中学科学教育提供赞助时，并不区分哪些属课外科普活动，哪些属课堂科学教学。例如：IBM公司有一项“科学／数学学生表彰午餐”活动。每个月，与IBM公司结有伙伴关系的高中分别选出及名数学优秀生和1名理科优秀分选择标准包括：课堂成绩好。在课外活动中富有首创性，能帮助同学学习。学习成绩有明显进步。具有非凡的创造性，等等。这些学生将被邀请到 IBM公司的研究中心，发给奖状，与其他学校的优秀学生会见。同时被邀请的还有有关中学的数学教师和理科教师各1名。午餐后·所有客人应邀参观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和一些科技展示。

    科普与正规教育融合的另一表现·是大学中专门设立科普专业的学位，以培养高层次的科普专门人才。例如，英国已设立了科学传播硕士学位。

七、科普活动的国际化

    现在的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因此，有了市场化的思路，就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科普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会仅仅把目光局限于自己所在的一隅之地。事实上，现在不仅发达国家的科普活动在加强国际合作（例如，英国正和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合作研究公众对生物技术的理解状况L而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在这么做。

    例如，发达程度不及我国的埃及打算在金字塔附近的十月城兴建一所世界水准的科普设施“国家科技中心”。埃及人希望，这里办的展览既要反映出最新科技成就，又不忽略历史背景，尤其要注意反映法老王朝时期的文明成果。他们希望，展览要生动活泼·尽可能办成动手与和交互作用式的展览。为了达到这个高水准，埃及科普工作者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征求帮助和参与，希望各国的科普场馆的组织、管理与设备方面的专家、艺术家、埃及学家、未来学家公司企业向他们贡献主意或捐赠实物。试问，我国的科普工作者有没有这样开阔的思路，有没有这样想过和尝试过，科普专业组织的国际合作方兴未艾。拉丁美洲有一个组织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科技及网络”，成立于1990年，总部设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目前，它共有来自12个拉美国家的多个成员，成员可以是科普场馆，可以是科普计划。该组织设立了“拉丁美洲科技普及奖”，奖金3000美元，奖励在科普事业上做出突出成就的科普场馆、科普计划或科普专家，每两年颁发一次。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关于成立“北美促进公众理解科技同盟的协议。”

八、国外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

    以上着重介绍了国外科普工作对我们也许有所启发的一些成功做法或独特做法．但是，科普事业是很艰难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其科普工作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以美国为例，有学者指出，美国科普工作在五个方面是失败的。一是新闻标准不恰当（例如过分强调轰动性，这就易于造成报导的不客观）；二是只通过下游产品来介绍科技；三是在普及时将科学过于简化；四是研究界对科普不热心；五是科学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例如，若中小学生连起码的科学概念都未掌握，再向他们进一步科普就很难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说，美国科技界对新闻界极不信任。有人开玩笑地说．科学家除了相互仇视之外，最恨的就是科学记者。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是撰写科技报导的新闻记者不懂科技，因而报导失真。美国科普工作者在最近的一次“科学与新闻”专题讨论会上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对新闻记者进行科普，还要再延伸一步，对新闻编辑进行科普，因为他们是待发表或播送的信息的“把门人”。

    上述第四个问题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统科学界仍有不少人认为搞科普是不务正业，哗众取宠．或者认为，搞不出象样科技成果的人才去搞科普。结果，热心科普的科学家在社会上也许大受欢迎，在圈内的日子却很难过。例如，著名的科普明星卡尔·萨根，1992年曾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由于有一名院士持强烈反对意见，最后表决结果，萨根由于未获得当选院士必须的2／3多数票而落选。直至去世，他也未能当选为院士。如果他不搞科普，单凭他的天体物理学研究成就，恐怕早就当选了。又如，英国BBC广播电台第四套节目每星期一早晨有一个著名的栏目叫“开始新一周”，做这个节目每次请4位嘉宾，听众可以打热线电话给嘉宾提问。80年代中期，节目主持人想到可以请科学家来当嘉宾，但没想到科学家很不配合。两年之间．只动员成功5、6个科学家参加节目。事实上，只要科学家来做嘉宾，节目的收听人数就比平时增加1倍。后三年的情况逐渐好转，科学家嘉宾人数终于占到了嘉宾总数的30％。

    我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也因为要借助名人效应，我们更应鼓励我国两院院士及其他科学学术地位业已稳固的科学家更多地投身于科普。

    另一方面，即使科学家愿意投身科普，但由于相当多的科研人员不善于用浅显的语言与。公众进行交流，故视科普为畏途。正因为如此，科普往往要借助于中介一尤其是正规教育系统和传媒、所以，科普工作者与正规教育系统的结合、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九、启示

　　l.关于科普经费的筹措

    发达国家的科普活动经费主要靠各种来源的捐赠，我国目前的科普活动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我们有没有希望获得更多的民间捐赠呢？应当说是有的。尽管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已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众多体育俱乐部的成功运作，说明社会上还是蕴藏着资金的，就看我们科普工作者有没有本事争取这些经费。在我们的各级科普组织中，有多少公关人才？没有这种人才，是很难争取到钱的。

    另外，国家应制定有关政策，允许和鼓励成立一些私人基金会。据说，民政部至今未批准一家以大陆人氏命名的私人基金会。我们只允许港台人士以私人名字命名基金会（如曾宪梓基金会），大陆人士最高的荣誉是以私人名字命名奖学金（如郭沫若奖学金、茅以升奖学金）。

　　2.科普不能不强调趣味

    国外以青少年为重点科普对象，因而十分强调趣味。我国的科普活动，在趣味性上与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太大了。尽管我们还没有做多少科普效果评估，但由于趣味性较差，我可以断言，效果不会太好。有一种看法，觉得中国穷，展览中用不起高技术，所以对趣味性不可苛求。我觉得这种看法比较片面。趣味并不是与钱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取决于创新性，取决于动不动脑筋。我参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时，在卫生间里的墙上发现了抽水马桶发展史的挂图。这不要花多少钱吧？在厕所里阅读关于抽水马桶发展史的图片，越读越觉得兴趣盎然。过一宣传方案是动脑筋的结果，不是钱买来的。

　　3．打破几种界限，有助于科普工作

    上文谈到，阐释者既是普及者，又是被普及者，打破了界限。科普场馆（非正式封育机构）培训中小学（正式教育机构）教师，又打破了界限。公司赞助教育事业时，本来就不分什么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界限，他们只看最终结果。

    我国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也影响到科普工作。一方面．有的领域可能是几不管，另一方面，有的领域是大家抢，争功劳。事实上，在科普仍被正统科技界视为小儿科的情况下，我觉得科普工作者真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科普工作者应带头打破各种界限，一切以工作成对为准，和衷共济，开创我国科普工作的新局面．以更好地应付知识经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