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拐点展示历史

——《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教学札记

上海中学   陈蔚琳

关键词：开埠通商，工部局，华界自治，上海特别市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代表作《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个层面来研究16世纪的地中海历史。在他眼中，“地理时间”是指缓慢演变、几乎静止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时间”是指在静止的历史中显现出来的节奏缓慢的国家、经济、社会制度，“个人时间”是指短促迅速、最易被人捕捉的且在历史潮汐强有力运动中激起的波涛。[1]“个人时间”所呈现的具有偶发性的历史事件正是“地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综合运作的表现，同时这些偶发性事件多次反复发生后也慢慢沉淀、累积，转化为“社会时间”、“地理时间”。

上海高三拓展型教材第16课《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呈现了近百年上海市政机构的演变历程，即布罗代尔眼中的“社会历史”。此课有三目，即上海开埠与租界的市政、晚清华界的市政、上海特别市。如何在看似并无关联的三目内容中梳理出三者间的内在逻辑，我认为最佳的选择在于紧扣近代上海历史发展的重大拐点。“历史发展的重大拐点”，是指历史发展前后过程中看似偶发性的、却起到转折作用的关键性历史事件，且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会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历史发展的重大拐点”就是一个个“个人时间”，更确切地说，是最能充分体现“地理时间”和“社会时间”长期作用下的典型“个人时间”。

基于上述认识，我选取了近百年上海市政变迁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四大拐点，以点带面，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清晰展现近代上海市政变迁的历程，折射出近代中国人在西方文明影响下，学习西方的漫长、曲折和艰辛，并由此说明近代上海市政变迁正是解读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拐点一：“开埠通商”凸显近代上海崛起的契机

开埠是近代上海在西方侵略背景下得以发展的起点。教材中相关的表述只有两处，第一处交待了开埠的背景，第二处交代了开埠的具体时间。如何让学生意识到上海开埠既是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无奈之举，又是近代上海得以厚积薄发的契机，为整节课的展开作好必要的背景知识铺垫，授课的关键在于能否让学生意识到上海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优势的重要性，从而说明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

上海被迫开埠的主要依据是《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作为高三学生，对此已相应的知识储备。授课过程中，提及这一知识点时，我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指出被迫开埠时的上海只是晚清1300多个县中其貌不扬的一个小县城，也是五个通商口岸中最小、最不起眼的一个。然后借助地图[2]向学生提问，“为什么英国人偏偏就看中上海呢？”通过观察地图，学生迅速感知上海面朝大海，背靠长江的地理位置。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指出，上海处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背靠中国人口最密集、物产最丰富的长江流域，地处江海航道“T”型交叉点。其他四个通商口岸，也都面海靠河，相比上海，可谓相形见绌，这恰是英国会对当年看似其貌不扬的上海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

接着，我进一步发问，“为什么当时的英国人能够看到上海的优势，而中国人却一直没有意识到呢？”这个提问旨在让学生明确，中西对上海枕江濒海地理优势的不同认识，本质上体现了正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英国工业文明的巨大差异。当中国依然固步自封，局限于闭塞的空间之时，英国已经把它对外扩张的触角伸向海洋、伸向世界。上海市政变迁正是在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下步步前行的。

19世纪50年代，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这个史实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开埠对近代上海发展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开埠通商既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的产物，也是近代上海崛起的契机。

拐点二、“工部局设立”凸显租界市政管理前瞻性

工部局的设立是西方人对租界进行全方位市政管理的基础。授课时，我先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工部局产生的两大背景。一是小刀会起义造成华洋共处的既成事实，冲破了之前华洋分居的规定，给租界卫生、治安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二是上海道台权力的失控给洋人设立自治机构提供了时机。

为使学生真正理解工部局的机构性质，以及该机构与传统中国地方行政机构间的差异，我以“Municipal Council”即工部局的英文名称为切入点，因势利导。我先请学生把“Municipal Council”译成中文，学生普遍认为“Municipal Council”的翻译是“市政委员会”。我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请学生阅读课外补充材料一，要求学生在听我朗读这段材料的同时填写表格中“Municipal Council”的相关内容，并给出答案。

课堂补充材料一：这个机构由每年一次的纳税西人会议选举产生，组成董事会，下设财政、税务和上诉委员会、工务委员会和警务委员会。工部局负责界内各项应办工程及常年修理，保证界内洁净，设立路灯、储水洒地、开通马路沟渠、设立巡捕巡查街道等，并有权对《土地章程》的附录酌情修改，设立旨在改善界内环境。[3]

然后，我请学生对比表格中租界Municipal Council与传统华界地方行政机构间的差异。在学生回答时，我有针对性地抛出一些小问题。如：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有选举吗？租界Municipal Council的选举有范围吗？租界的Municipal Council是为谁服务的？清政府能否管辖Municipal Council？英、法、美政府又能否对之进行管理？通过师生互动，学生清楚地认识到Municipal Council是洋人设立的，却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进一步提问，“你如何看待这种差异？”这个问题旨在引导学生把握工部局的实质。工部局的设立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略，又带来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租界是在东方世界上镶嵌的一个西方小市政府。

随后，我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Municipal Council”的中文翻译上，指出当年的中国人把“Municipal Council”译成了“工部局”而非“市政委员会”。这涉及翻译、理解乃至认识、观念上的问题。工部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的华人怎么看待“Municipal Council”？我提供了文人葛元煦[4]的一段材料。

租界马路“其平如砥。遇小缺陷，随时修补。……且每日扫除两次，尤为洁净。”[5]

通过对材料的解读，学生发现当时的华人看到了Municipal Council和工部职能上的共性，即修筑与清扫马路。这正是华人对现代化市政管理最初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又问道，“华人看不到什么？”华人忽略了租界和华界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华人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们无法超越儒家思想教育带来的自身认识局限。

由此可见，工部局的设立引入了西方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为华界市政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蓝本。

拐点三、“地方自治”凸显华界市政现代化的新起点

在教材中，晚清华界市政这一目的内容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简单罗列了闸北工程总局、总工程局和城乡内外自治公所三个机构。这些机构出现的时代背景、这些机构与工部局之间有何关联、有何异同，教材都未提及。基于此，我抓住了晚清地方自治这一历史拐点，从探讨地方自治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进而借助分析城乡内外自治公所与工部局、及其与传统华界地方行政机构间的异同点，指出华界市政变迁是华人在租界影响下，模仿西方市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大胆实践，架起租界与华界市政间的关联。

在课堂实践活动中，我首先指出华人对租界市政从最初的欣赏到动手模仿，期间经历了30年。一方面，租界经过30年的发展示范效应日趋明显。另一方面，维新运动中官制改革为日后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窘境，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下降，财力不济，只能通过向地方士绅开放部分地方权力来解决问题，地方自治由此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城厢内外自治公所顺势在华界成立。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辨析城乡内外自治公所与工部局、与传统华界地方行政机构间的异同点，我请学生阅读课堂补充材料二并完成相关内容的填写。

课堂补充材料二：1909年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成立。董事均由选举产生，有任期规定，组成议事会。议事会选举产生参事会，后者是执行机构。议事会与参事会的总董均要报上海道批准。下设户政（下设户籍处、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等科，均与租界工部局组织类似，旨在改变华界市政的落后面貌。[6]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我就以下三点进行展开。第一，城乡内外自治公所的选举和工部局的选举是否有区别？第二，城乡内外自治公所是否像工部局一样是一个地方小政府？第三，城乡内外自治公所和上海道台对地方事务管理的范围是否各有侧重点？

在对比表格中上海城乡内外自治公所与工部局异同点的基础上，我请学生谈谈他们对这种差异的看法。之前学生在对比工部局与华界传统地方行政机构时已做过类似的思考。在原有认知基础上，继续挖掘学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学生举一反三，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由此可见，晚清华界对工部局的模仿，不仅打破了晚清传统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更是晚清华界迈向城市管理现代化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实践。

拐点四、“上海特别市”凸显民国市政现代化的新高度

民国时期，华界市政在晚清初步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展。如何让学生对晚清、民国华界市政变迁形成整体认知，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抓住上海特别市的设立这个拐点。

这一目教学活动的第一个落脚点是 “特别”二字的解读。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两个特别市，一个是南京，另一个就是上海。“为什么是上海呢？”学生提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上海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二是根据所给的1928年上海地图[7]，看到租界被称为“特别区”，“特别”之处在于上海行政的复杂性。第一点充分说明了上海的特殊地位与政府给予的高度关注之间的统一性。第二点暗示了在1927年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主权收回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有意收回上海租界，对上海进行整体规划。

借助1928年上海地图和表格，我简单介绍了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控制范围和职能。

这一目教学活动的第二个落脚点，是借助“大上海计划”中新中心区域的规划、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命名全市马路，来说明特别市政府对上海城市的整体规划和设计集中体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市政管理理念与外族入侵下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市政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这一目教学活动的第三个落脚点，是简述特别市政府的建设成果。我特意结合上海中学校史，即学校曾利用地价差搬到今日校址，建成远东最大的一所中学。校史内容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同时拉近了学生与教材内容间的距离。

综上所述，能被视为“历史的重大拐点”的历史事件往往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奇强的影响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历史发展的合力价值。针对本课内容略显庞杂，且涉及时间跨度相对较大的难点，及高中生相应的认识水平，我选取了最富代表性、最具影响力、最能体现上海历史发展脉络的“历史拐点”，即以“开埠通商”、“工部局设立”、“地方自治”和“上海特别市”为支点，以问题意识为引领，紧扣“变”的主题，将本课三目内容完善整合，清晰展现了近一百年上海两界（租界、华界）市政现代化从无到有、从简单模仿到中西结合，一步步深入发展的过程。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在中西理念碰撞与交融下蹒跚前行的现代化之路得以清晰展现，近代上海市政变迁是近代中国缩影的立意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得以贯彻始终，课堂教学实践的有效性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