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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的家校社协同路径探索

摘要:红领巾讲解员是少先队实践育人的重要品牌。本文在分析红领巾讲解员活动育人价值与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以上海市世外小学暑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为案例,阐述家校社协同推进讲解员活动深化发展的路径:构建三方联动机制、打通阵地资源壁垒、共建课程实施体系、完善多元评价激励。研究表明,家校社协同是推动红领巾讲解员活动从“部分参与”走向“更广覆盖”、从“活动”走向“课程”的有效路径,为基层学校深化少先队幸福教育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红领巾讲解员;家校社协同;少先队社会化;幸福教育

一、研究背景

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传递了两个层面的工作方向:一是充分肯定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的育人实效——讲述者在“讲给别人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教育;二是对进一步深化工作提出要求——既要扩大覆盖面,让更多队员有机会参与,也要提升育人实效,让品牌活动持续焕发生机。

三部委随即联合发文要求“做优‘红领巾讲解员’品牌,拓展丰富实践育人场景载体”。拓展育人场景载体,既包括拓展场馆类型的多样性——从大型红色场馆拓展到社区场馆、街道展览、企业展馆等;也包括拓展组织形式的灵活性——从学校统一组织拓展到中队自主策划、小队自发实践等多种形态;还包括拓展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从少数队员拓展到更多队员的广泛参与。世外小学长期重视这一品牌,在拓展育人场景载体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对过往活动的系统梳理与经验提炼,逐步形成了家校社协同推进的基本路径,推动这一目标更有效地落实。

二、活动育人价值

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是少先队实践育人的重要品牌,在政治启蒙、组织育人、实践育人三个维度上发挥着独特作用。

(一)实现政治启蒙的情感化培育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指出,小学阶段重在引导学生“对英雄模范人物有崇敬之情”“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形成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生动载体——其独特价值在于让队员在“讲给别人听”的过程中完成政治认同的自我建构。当队员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童言童语”时,他们不是被动复述,而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理解和表达红色精神。这种通过亲身实践达成情感认同的路径,与课标所强调的“在真实的、多样的、具体的实践体验中形成政治认同”的培育理念高度一致。

(二)实现组织育人的社会化延伸

幸福教育强调队员在组织中的“自主自动”,红领巾讲解员活动以个人和集体等不同组织形式开展,队员在组织生活中分工协作、自主管理。当队员们走进场馆开展讲解时,他们需要共同确定主题、分工查资料、协作写稿、互相配合完成讲解,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组织生活的具体体现。队员们在集体实践中感受组织的存在、体验协作的力量、收获集体荣誉感,这正是少先队组织育人在幸福教育中的核心要义——让队员在“自己的组织”中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成长经历。

(三)实现实践育人的常态化落地

红领巾讲解员让队员在真实的场馆情境中面对真实观众完成讲解任务。区别于课堂上的模拟演练,讲解员需要面向陌生人完成完整的讲述——这要求他们在真实情境中调用知识、表达观点、应对互动。在“做中学、讲中悟”中,队员在真切的实践体验中获得了深刻的感悟与成长。让队员“就近就便参与校外实践活动”,正是这种“从灯光下到阳光下”的实践教育的独特优势。

三、活动现状及问题

但在实践中,红领巾讲解员活动在落实“做优品牌、拓展载体”的要求方面,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一)可供讲解的实践阵地有限,队员参与机会受限

当前可供少先队员开展讲解实践活动的场馆数量有限。一方面,能够接纳少先队员并为其提供讲解岗位的场馆本身不多,大多数场馆不具备开展讲解员活动的条件和机制;另一方面,部分场馆地理位置偏远,队员和家长不了解相关信息,即便有讲解需求也难以对接。现有活动多集中在少数大型红色场馆,大多数队员难以就近就便参与讲解。学校周边的社区场馆、街道展览等资源尚未被充分激活,学校与社区之间缺乏常态化的阵地对接机制,未能全面实现“为少先队组织就近就便开展各类校外实践活动提供阵地保障”。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建立家校社联动的阵地共建机制,将“15分钟幸福圈”内的各类场馆转化为实践阵地。

(二)讲解员活动课程化程度不足,队员培养缺乏系统性

许多学校的红领巾讲解员活动停留在“一次性”或“展示性”层面,缺乏面向更广队员的系统化、常态化课程设计。原因在于:学校缺乏分年级课程体系;辅导员缺少可操作培训流程;家长不知如何协助。对此,需要家校社三方共同参与——学校提供专业培训与课程框架、家长协助日常排练、场馆提供专业指导,形成“培训—实践—评价”的完整闭环。

(三)评价激励体系尚不完善,影响了育人实效的持续提升

当前红领巾讲解员的评价多集中在“择优推荐”层面,缺乏过程性评价和持续激励。学校评价偏重结果而非过程,场馆考核门槛高、名额有限,社区认定缺乏制度化渠道。为此,需要构建校级、场馆、区级、社区“四位一体”的立体化评价体系。

上述三重困境分别指向了“在哪讲”“怎么讲”“如何持续”三个关键问题。阵地、课程、评价三者环环相扣——阵地是基础,没有阵地就无法开展活动;课程是核心,没有系统培养活动就流于形式;评价是保障,没有持续激励活动就难以为继。破解这些困境,需要家校社三方协同发力——学校主导课程设计、家庭协助日常辅导、社会开放阵地资源,共同推动讲解员活动从“部分参与”走向“更广覆盖”,从“单次展示”走向“常态开展”。

四、活动实践探索

2026年暑假,学校少工委系统开展了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在实践中着力构建家校社三方协同的运行机制,形成了以下三条协同路径。

(一)机制协同:构建“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三方联动格局

《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社会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世外小学在实践中形成了清晰的职责分工(见表1)。 

表1 “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三方联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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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主导作用的制度化发挥。 针对“缺乏课程化设计”的困境,学校少工委发挥主导作用,大队部负责研读回信精神、制定实施方案、联络场馆资源、组织培训审核、对接媒体宣传;中队辅导员负责动员组织和过程指导。

家庭主体责任的常态化履行。 为了给广大队员创造更多“参与机会”,丰富“评价激励”途径,家长从“接送+陪同”升级为“培训辅导+活动组织”。《意见》指出家长要“利用闲暇时间带领或支持子女体验社会”。学校通过发布《世外小学红领巾讲解员暑期实践活动指南》、提供场馆地图,赋能家长成为协作者。家长主动担任校外辅导员,提供实践场所,形成“队员主导创意,家长幕后支持”的合作模式。

社会支持功能的专业化供给。 为拓展更多“可供讲解的场馆”,区少工委组织“红领巾讲解员”评选,各街道联动社区组织讲解活动,场馆通过公众号发布招募、组织考核,学校积极组织队员报名,形成“场馆选拔—专业培训—定期上岗”的标准化流程。

(二)阵地协同:打通“学校—家庭—社区”的资源壁垒

为进一步拓展活动阵地,学校打通与家庭、社区的资源壁垒:

学校层面。大队部直接对接中共一大、龙华烈士陵园等大型场馆,建立校级实践基地,组织规模化讲解活动,保障每个中队每学期至少有1次进馆实践的机会。

家庭层面。家长利用职业资源和社会关系拓展阵地——检察官家长对接检察院法治教育基地,医生家长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队员自主联系、家长协助对接”的模式。宣讲回信精神后,有一个小队自发组织去了嘉兴南湖纪念馆——队员有热情,家长愿支持,校家社协同的空间远超预期。

社区层面。学校积极参与校社共建,帮助家庭了解周边阵地分布。凌云街道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长征主题邮票展,邀请队员“上岗”讲解,颁发证书并协助投稿,形成“无围墙的社区大课堂”。校社联动让活动从校园走向社区,从“一次性”走向“常态化”。

(三)课程实施协同:共建“培训—实践—评价”一体化育人链条

针对“缺乏课程化设计”的困境,学校在实践中形成了“组队→选主题→查资料→写讲解词→排练→实地讲解→总结→宣传”的完整流程,让每一次讲解成为一段完整的“学习历程”。

培训环节:以“童言童语”为核心的讲解能力培养。让队员将成人化讲解稿转化为儿童听得懂的语言,是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以长征邮票展为例,培训分三阶段:第一阶段,队员查找资料、撰写解说词初稿,再修改为“童言童语”;第二阶段,在家背诵并录制彩排视频提交审核;第三阶段,现场实地彩排。三阶段从“写得出”到“背得熟”再到“讲得好”,队员需经历阅读、资料转化、克服胆怯、反复排练的过程——过程虽难,但事后都觉得“非常值得”。

实践环节:以“手拉手”为特色的代际传承。 长征邮票展中,四年级讲解员为二年级队员和社区居民讲解,既让低年级在亲切氛围中接受红色教育,也让高年级在“教”中深化理解。

评价环节:以多元主体为支撑的持续激励。 学校将讲解员活动纳入“红领巾奖章”争章体系,积分可兑换奖励,优秀视频在公众号展示、开学典礼表彰;场馆通过专业考核对队员进行认证;区少工委组织评选认定;社区为参与讲解的队员颁发证书。四个层面相互补充,让每一位队员的讲解实践都被看见、被记录、被激励。

三条协同路径与三重困境一一对应:机制协同为阵地协同和课程协同提供了制度保障,阵地协同解决了“参与队员有限”的问题,课程实施协同解决了“缺乏课程化设计”的问题。三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家校社协同推进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的完整路径。

五、活动成效

经过充分的探索,我校该活动的实践取得了多方面成效:

第一,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格局初步形成。 家长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协作者”,形成了“每个中队都有家长牵头、每个假期都有活动组织”的常态化参与机制,形成了“活动开展—内容产出—传播推广”的完整闭环。第二,少先队员的政治认同与实践能力获得双重发展。 在政治启蒙层面,队员在“讲给别人听”的过程中完成了红色精神的自我内化。在实践能力层面,队员经历了从“被动听”到“主动讲”的转变,信息搜集、语言表达、团队协作等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第三,学校少先队工作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学校形成了“九环节”实施流程和“三阶段”递进式培训模式,发布了《世外小学红领巾讲解员暑期实践活动指南》,初步建立了可复制、可迁移的讲解员培养课程框架与阵地对接机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N]. 人民日报, 2026-06-01.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Z]. 2021.

[3]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Z]. 2026.

[4]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 全面构建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实施方案(2022-2025年)[Z]. 中少联发〔2022〕1号, 2022.

[5]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 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Z]. 2023.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7] 赵国强. 落实双减要求 成就幸福童年[R]. 2021.

责任编辑:吕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