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减”政策与少先队幸福教育深化背景下，针对当前少先队活动存在“教师主导过强、队员主体薄弱”“活动内容局限、体验感不足”等问题，康宁科技实验小学以“红领巾社区治理师” 社团活动为突破口，构建“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建议”的实践策略，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场景下的少先队幸福教育。通过引导队员感知社区发展、自主发现问题、协作解决难题、推动建议落地，让少先队员感知幸福、收获幸福、创造幸福、实现幸福。有效突破传统少先队活动局限，为小学少先队幸福教育创新提供实践范式，也为校社协同育人提供参考。

关键词：少先队幸福教育；红领巾社区治理师；校社协同

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少先队作为我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2021年上海正式启动少先队幸福教育，旨在让少年儿童在政治启蒙、情感体验、组织自主和生活回归中感受到幸福。在幸福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学校少先队的实践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少先队幸福教育开展的现状

目前，在“双减”政策支持下，有效减轻了在校队员的学业负担，学校也鼓励队员们积极参与“15分钟少先队幸福圈”活动，但收效不大。

（一）“教师引导”为主，队员主体意识薄弱

在少先队活动的组织开展中，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为“引导者与辅助者”，核心职责在于通过启发式指导、必要的组织协调，为队员搭建自主实践的平台，而非以主导者身份直接操控活动流程、单向传递内容或全程主持活动。尽管多数辅导员已具备引导队员发挥个体特长、在校园实践活动中自主展示的意识，但受队员个体性格差异与能力层次分化影响，为保障活动按预设节奏推进，辅导员往往需通过直接指派任务等方式强化介入。此类介入虽在短期保障了活动的有序性，却导致部分队员长期处于“被动接受安排、缺乏自主选择权”的参与状态，难以深度融入活动设计与实践过程，进而无法在自主探索、价值创造与情感共鸣中形成深刻且持久的幸福体验，削弱了少先队活动对队员主体意识与核心素养的培育效能。

（二）活动内容局限，队员体验感不足

长期以来，校内少先队活动多以主题队会、传统节日纪念活动等形式为主，虽在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活动内容更新迭代缓慢，同质化、程式化特征显著。据学校少先队工作小组对三至五年级216名队员的抽样调查显示，68.5%的队员反馈“参与过的少先队活动形式比较单一”，57.3%的队员直言“部分活动内容没有新意”；另有42.1%的队员表示“希望参与有探索性的活动”。

与此同时，社区层面组织的少先队相关活动，受资源整合不足、宣传渠道单一等因素影响，存在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上述调查中，仅23.6%的队员表示“近一学期参与过社区组织的少先队活动”，而71.8%的未参与队员称“不知道社区有相关活动”或“不清楚如何报名”，活动渠道的闭塞直接导致队员参与度受限，难以满足少年儿童多样化的实践需求与成长期待。

  二、少先队幸福教育的实践探索

当前少先队幸福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幸福教育育人价值的深度实现，而“红领巾”社团作为少先队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自然成为此次变革的关键突破口。学校积极响应“康乐工程”教育党建联盟的工作部署，该工程以“整合校社资源、共育时代新人”为核心目标，通过搭建“校社联动实践平台”，组织开展“小小治理师”行走社区系列活动，旨在引导少年儿童走出校园，深度参与社区观察、调研与治理，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培育责任意识与实践能力。结合前期对队员的调研反馈，学校以“红领巾进社区”为实践切入点，打造“红领巾社区治理师”社团活动项目，将少先队幸福教育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场景中，把少先队实践阵地从校园延伸至社区，为队员搭建“走出课堂、走进社会”的实践平台，切实满足少年儿童对多元成长体验、自主价值实现的需求。

（一）目标明确，发挥少先队幸福教育价值

“红领巾”社团是由小学少先队员自行组建的兴趣社团。通过“红领巾社区治理师”的组建，少先队员能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在社团内开展学习和交流，提高彼此间的合作学习能力，并有利于队员们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并在实践活动中培育自主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强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从而让他们拥有组织归属感和成长幸福感。

（二）形式创新，打造校社联动幸福教育模式

队员突破校园场景局限，以“实践主体”身份自主走进社区，自主规划调研路线、确定观察维度，全程主导实践过程，充分体现“我的活动我做主”的民主实践理念。队员们采用“采访调研＋课题研究＋汇报展演”等多元形式，主动与街镇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阐述观点、建言献策，让少年儿童的治理声真正进入社区议事环节。队员以“社区小管家”身份，民主参与社区治理具体事务，自主制定岗位工作细则与协作机制，真正实现从“参与活动”到“民主治理”的深度转变，让队员成为社区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与贡献者。

（三）内容丰富，搭建少先队幸福教育展示平台

  队员们在“红领巾”小社团里自动组队、自选队长、自设活动、自主评价，形成了不同内容的社区治理呈现模式。同时，队员间根据每个成员的不同性格特征及能力表现，自主安排不同活动任务及岗位，从而有效动员所有成员成为实践过程中的“小小螺丝钉”。

（四）机制保障，促进少先队幸福教育持续推进

学校大队委员会牵头制定“小小治理师”活动整体方案，结合社区需求与队员特点规划调研、议事、实践等环节，确保活动有序推进。各中队宣传活动内容并组织中队队员报名参与。学校少工委作为校社协作核心纽带，向康健街道导入学校少先队工作经验；对接社区资源，将“小小治理师”活动与社区主题活动结合；总结活动成果，扩大品牌辐射力，深化校社少先队工作联系。

三、“红领巾治理师”项目中幸福教育的实践策略

学校大队部以“红领巾治理师”项目中的“社区菜场调活动”为例，构建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建议”的实践策略，使少先队幸福教育从“情感激发”走向“价值生成”，实现了幸福教育的新发展。

（一）走进社区——在探索发现中感知幸福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牵线下，队员们确定将社区菜场作为调研对象，既因菜场是与居民生活最密切的“微空间”，更因菜场的变迁折射出城市发展的温度，从而为队员提供了直观的幸福感知载体。

队员们走进学校附近的市集后，完成了从“记忆认知”到“现实感知”的突破：记忆中老旧的传统菜场已蜕变为功能多元的新型市集。队员们通过“看环境、访摊主、问顾客”的沉浸式调研，不仅观察到市集的物理变化，更从摊主“现在收款、找零都方便”的感叹中、从老人“买菜顺路能吃饭”的笑容里，感知到城市发展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幸福，同时通过亲身实践与采访调研，及时发现信息化时代下社区菜场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接下来的治理实践打下基础。

（二）议事研讨——在自主思考中获得幸福

队员们在发现美好之余，学会用批判性眼光看待问题，在“提出改进建议”的过程中获得更深层次的幸福。社团活动中开设的“红领巾议事厅”，为队员提供了自主表达、集体研讨的平台。

在议事厅中，队员们先分享调研中的温暖发现，感叹“市集里的烟火气真幸福”；随后主动切换视角，聚焦市集存在的问题：“有的摊主电子屏坏了，客人不知道商品多少钱”“老年人不会用电子支付，摊主忙起来顾不上帮忙”。这些问题并非由辅导员直接提出，而是队员通过自主观察、采访获得的“一手发现”。更值得关注的是，队员们在研讨中展现出的“共情思维”：针对电子屏损坏的问题，有队员提出“摊主们可能不会做临时价签”；针对老年人支付难题，有队员联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怕用手机付款”。这种“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的意识，让理性思考充满了温度，而“发现问题—分析原因”的过程，使队员从“被动享受幸福”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关注幸福”的参与者。

（三）五育融合——在合作服务中创造幸福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科特长，设计了“精准施策”的实践任务，让每个成员都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例如：针对“电子屏损坏导致商品信息缺失”的问题，具有绘画特长的队员发挥优势，绘制了色彩明快、字迹清晰的“应急价签海报”，海报上的温馨小贴士，比电子屏更具人文温度；针对“市集问题需要让更多人知道”的需求，队员们在辅导员指导下，将调研结果改编为情景剧剧本，生动呈现调研发现与改进建议。

在这过程中，美术特长转化为“服务他人的能力”，语文素养延伸为“传递观点的工具”，还有一部分“内向”的队员则化身后勤保障人员，在劳动中感受付出的喜悦。当队员将亲手绘制的海报送到摊主手中，听到他们的感谢时，脸上洋溢的笑容正是幸福感的真实体现，这种幸福源于自我价值的认同。

（四）成果落地——在社会认同中实现幸福

学校并未将项目停留在“校内实践”层面，而是积极推动队员的治理建议“落地生根”，让队员感受到自己的行动能真正影响社区。

队员们的“应急价签海报”被摊主们张贴在摊位显眼位置，成为市集里的“暖心风景”；调研成果情景剧《信息化时代下的社区菜场“大变身”》在社区“党建活动”中进行汇报演出，引发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的热议。社区改进了新型市集的收费方式，增设了“志愿服务岗”。这些“成果落地”的反馈，让队员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与社区改善之间的关联。

幸福不仅是“自己过得开心”，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过得更好”，少先队组织的价值不仅在于开展活动，更在于为队员提供“参与社会、贡献力量”的平台。这种认知，正是少先队幸福教育新发展的核心体现。

“双减”政策为少先队幸福教育突破校园局限、拓展实践空间创造了机遇，“红领巾”社团则成为其创新的核心载体。康宁科技实验小学“红领巾社区治理师”项目的实践表明，应以队员自主实践激活幸福创造动力，以社会价值联结深化幸福内涵认知。

该项目既彰显了少先队幸福教育“实践育人”的本质属性，为新时代小学少先队工作提供了鲜活样本，也启示后续幸福教育需紧扣真实需求、强化成果转化，方能实现从“情绪愉悦”到“价值认同”的深度跨越。

责任编辑：吕春芳